在重庆球场见证0比5，我的心情如同灯光渐暗

灯光渐渐熄灭，我依然坐在原地。十月的夜晚，重庆的微风已带来几分凉意。我身穿的那件印有“中国”字样的红色球衣，是在2015年亚足杯时买的。如今，它的领口已洗得泛白，袖口起了毛边，背后的号码胶印也开裂得不成样子，轻轻一碰便掉落细屑。终场哨音响起，当我瞥见比分牌上那刺眼的0比5时，心底涌起一阵无奈。巴勒斯坦队，这支世界排名第94的队伍，竟在上半场就攻入了三个球。我身边的老友老周，手中的矿泉水瓶被他紧握得“咔咔”作响，最后却留下水瓶静静地躺在地上，低沉的碰撞声在空旷的看台上显得更加刺耳。

灯光一盏接一盏地熄灭，首先是客队那边，然后是主队替补席的灯，最后才轮到看台。其他人都已离去，我却没有动静。并非舍不得，而是腿部有些麻，心里也充满了无力感。三十年来，我在自家主场看着灯光一盏盏熄灭，仿佛自己也随之黯淡。空荡荡的看台仿佛在向我发问：“老谭，你为何还在此处？”我无从回答，只能静静地坐着，目送保洁人员拿着扫把清扫过道，扫到我脚边时，她抬眼看了我一眼，没催促，绕开了，残留的只有微弱的消毒水气味。一个能容纳四万人的球场，满是愤怒，却无一人愿意留下理由。

我不禁思考，那些在灯灭后依然坐着的人，到底追求什么呢？是为了让那个小孩知道今夜还有人未曾离去？还是为了和年轻时的自己交代？这个问题挥之不去，我一边想，一边的脚步却在向出口移动。

三十年前，我也是那个在看台上高喊加油的小孩子。自1994年起，我迷上了足球。那时的重庆尚未直辖，我还在读高中，抱着收音机津津有味地听着比赛，孙继海、范志毅等人征战亚洲杯。1997年，十强赛那年，我在大学宿舍裹着被子看比赛，输了之后，整个宿舍楼的人一起敲盆，声势浩大。2001年，我在刚刚工作的出租房中为中国队的胜利欢呼，直接把房东家的天花板拍得作响。那时候我天真地认为，只差一点运气，球队总能好起来。然而如今我已52岁，白发悄然增多，孩子们也已上大学。可是中国足球的踢球技艺却怎么也没能提升，纵使花费了不少，也无数个口号高喊，场上的球员换了许多，但比分牌上那个数字始终如此刺眼。我翻找了手机中的旧照片，发现当年2015年亚洲杯时穿的正是这件球衣。那时的我头发尚且浓密，笑得灿烂，老周在我身旁，我们一起拥抱着，背景是熟悉的北看台。

0比5不仅仅是分数的羞辱，伤害更在于心中的无奈。散场时，人潮涌动，纷纷朝出口走去。我慢慢移动，前面一位老人牵着孙子，小孩穿着迷你的球衣，仰头向爷爷询问：“爷爷，我们还会来看吗？”老人与他沉默着，不经意间把孙子的帽子压低，快步走开。小孩被拖着和爷爷的步伐不和谐，一回头，那球场渐暗的景象映入了他的眼眶，眼中闪烁着最后的光线。

我听见了这句提问，喉咙一阵发紧。小孩眼中流露出的不是失望，而是好奇。他并不清楚0比5的含义，他只是在询问：“我们下次还能不能来？”而我，一个看了三十年球场的人，却无从回答。我想说“当然会”，但是心中却清楚，自己连这一句都无法诚实地说出口。刚刚骂得比谁都凶，甚至还喊出“要退款”，而现在说不看了这种话竟让我觉得更为沉重。我站在扶梯上，身后的人流把我推向出口，脑海中不断回响着小孩的提问，直到踏出球场，一阵夜风吹来，我才发现眼眶微热。

一个孩子仰头发问“我们还来看吗？”这样的提问，总比5个进球更让我无法平静。那晚我走回家，特意绕了远路。经过小区旁边的操场，那里也早已熄灭灯光，草地上的部分地方秃了，几辆共享单车静静停在那里。白天这里是广场舞的天堂，黄昏才轮到几名孩子踢野球。我忍不住想起自己年轻时，也是这样在操场上奔跑。那些年没有教练的指导，只有和小伙伴们用砖头搭建的球门，直到天黑，裤腿油腻也无所谓。

我绕着球场走了一圈，草坪上尚存的球员足迹，工作人员在收拾广告牌，有人用高压水枪冲洗看台的污垢水、垃圾，水珠溅到了我的裤脚。几个年轻球迷还站在围栏边，不愿意离开，有的把围巾挂在栏杆上，也有人对着空空如也的球门拍了张照片，闪光灯瞬间亮起又熄灭。没有人咒骂，没有人摔东西，只是一片沉默。这种沉寂相比嘘声更让人难受，仿佛一屋子人刚刚争吵过，现在却鸦雀无声。

我想起主帅邵佳一赛后的话：“接受批评”，也想起看台上有人高喊“解散”。然而，解散后，这些苦等了一晚上球迷的去向又在哪里呢？那些在梯队里努力训练的孩子又该何去何从？一番愤怒之后，问题依旧，草坪依然如故。真正让我无法安忍的，是在灯光熄灭那一刻，我清楚地看到了事实：我们的愤怒和失望无法传达到球场内，没有一个负责的人，而最终受伤的只有我们自己。三十年来，我们用各种方式表达不满，但谁又真正愿意静心去关心地上那些在野球场上奔跑的小孩？我母亲生前总是劝我：“你就看球，何必如此操心。”我告诉她：“我并非操心，而是心疼。心疼那些在原野嬉戏的孩子，心疼那些因为重重阻碍被劝退的年轻人，更心疼那些与我一样在看台上守候了三十年的老朋友。”